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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繪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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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叔同擁有多方面的繪畫才華,諸如油畫、水墨、水彩、封面設計、廣告插圖、版畫、漫畫等,而在美術教育上,也是藝術先驅之一。以下僅依現存作品與相關資料略分為:(1)天津時期(1898以前);(2)上海時期(1898-1905);(3)留日時期(1905-1911);(4)歸國任教時期(1911-1918);(5)出家時期(1918-1942)等五個階段試探之。雖然這樣的分期,只是在時空變化上做出區別,但對於李叔同的繪畫研究,應該可以有個概略認識。茲分述如下:

 

 1898以前_天津時期

李叔同年少時期,受家中帳房徐耀廷及師唐靜岩的啟迪,在書畫、金石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礎,但此期的作品目前並無所見。據天津博物館崔錦教授研究,從李叔同與當時天津地區繪畫名家的交往考察,此期畫風,應該是接近金石派畫風,並有明代陳洪綬人物畫風的影響。

 

1898-1905_上海時期

李叔同初抵上海,即以詩詞、金石、書畫之藝,與海上名家交游。1900年又與上海書畫家共組海上書畫公會,每週發行《書畫公會報》。但此期的作品,依然沒有被保留下來,僅有文字描述的畫風記載兩件:(1)《墨梅》(1899):「淡墨鉤花,畫面冷豔絕俗」;(2)《秋意》(1900):「濃墨畫菊,畫面峻潔高雅」。原畫收藏者均是韓介侯。

李叔同南洋公學特班同學黃炎培,追憶當時說:「同學時,他剛二十一、二十二歲。書、畫、篆刻、詩歌、音樂都有過人的天資和素養。南洋公學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、有二人一室的。他獨居一室,四壁都是書畫,同學們很樂意和他親近。」說明了李叔同主修國際法學的同時,仍然游藝忘情在書畫的天地裡。於此,也讓我們聯想起日後其在日本東京的小迷樓、上海太平洋報社三樓的工作室,還有杭州浙江一師的宿舍等,應皆充滿著濃濃的藝術氣息罷!

 

1905-1911_留日時期(一)

此期作品有畫於明信片上的水彩兩件:《山茶花》(1905年冬)、《沼津風景寫生》(1905年冬),二畫現藏天津藝術博物館。還有《音樂小雜誌》封面上的水彩畫《罌粟花》(1906)、炭畫素描《樂聖貝多芬》(1906)、炭畫素描《少女》(1906)和漫畫速寫《曾存吳(延年)面相種種》(1909)等。

此外,還有十件難得被記載下來的油畫作品,如:《老人》(1906)〔入學完成的第一幅油畫〕、《花卉》(1909)、《停琴》(1909)〔三年級第二學期時,參加白馬會第十二次展覽,地點:日本東京赤阪溜池三會堂〕;《朝》、《靜物》、《晝》三件(均作於1910年)〔四年級第二學期時,此三畫參加白馬會第十三次展覽,地點:日本上野公園竹台陳列館。其中《朝》收錄於《庚戌白馬會畫集》〕;《自畫像》(1911);《女》(1911年以前)〔1920年4月登於上海《美育》創刊號,當時的收藏處為上海專科師範學校〕;另一件同名為《朝》(3-2-27)的作品(1911年以前)〔登於1920年上海《美育》第四期,當時的收藏處為北京美術學校〕以及李叔同之子李端收藏的《日本女人肖像》(1911年以前)。

李叔同初抵日本所畫的水彩《山茶花》,是寄給天津家中帳房老友徐耀廷的明信片。在構圖上,採中國畫的折枝花形式,橫亙畫心;在色調明暗上,以勾勒淡彩的方式,略分出明暗;而在簽名上,仍是以中國畫題跋落款鈐印的方式表現之,跋曰:「迴欄欲轉低弄雙翹紅暈淺。記得兒家,記得山茶一樹花。乙巳冬夜,息霜寫於日京小迷樓。」印:「三郎」(朱文),而迴異於西畫的簽名方式,故從整幅《山茶花》的表現來說,仍是非常中國式的。而《罌粟花》可能是作為封面之用的關係,其結構姿態較具裝飾性,且色彩橙紅、明暗對比,故較《山茶花》的表現強烈。

1905年冬之前,李叔同還在留日學生高天梅主編的《醒獅》雜誌上,發表〈圖畫修得法〉及〈水彩畫法說略〉兩篇,以向國內介紹有別於中國傳統繪畫的西洋畫法。1906年九月二十九日,李叔同考入日本最高美術學府──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。該校創立於1887年,1896年設立西洋畫科,師資陣容有:黑田清輝、久米桂一郎、岡田三郎助、和田英作、藤島武二、小林萬吾、長原孝太郎、中村勝治郎等人。在黑田清輝(Kuroda Seiki, 1866-1922)的領導下,以模仿巴黎美術學院的教學方式,承襲克拉羅西學院柯南(Raphail Collin, 1850-1917)教授的外光派畫法,及其在校外創立白馬會的優勢,樹立了日本西洋畫學院派的旗幟;而龐大的師資群中,幾乎都是白馬會會員,且都擔任文展評審(隸屬於文部省的官設展覽會),故曾主導畫壇一時。

黑田清輝 湖畔 油畫 1897 69×84.7cm 黑田紀念館藏

 

李叔同在該校學習五年,期間曾於三、四年級的時候,積極地參加白馬會畫展。日本藝評界對參展的評論非常嚴格,如對李叔同1909年,參展白馬會第十二回展覽的作品《停琴》,在五月三日《中央新聞》的評論是:「李岸氏的《停琴》,還算過得去。」五月二十日《美術新報》的評論是:「李岸氏的《停琴》,看上去缺乏緊湊感,要而論之,作品色調濁暗、朦朧,是觀察者看來在畫法缺乏之外的另一次缺乏處。」而參展1910年,白馬會第十三屆畫展的《朝》,則在六月十五日的《都新聞》中被報導說:「四十七號李岸氏的《朝》,用筆、用色都很大膽,只是用筆原非清國人所擅長的筆法,好像是剛剛學來的。然而作為新時代的一個清國人,如此新奇獨特的畫法,倒是很有意思的。」白馬會的審美趣味,由黑田清輝等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的教授所主導。很多黑田門下的優秀學生,幾乎能獲得白馬會的參展機會。李叔同是第一位獲得參展的中國人,因此必然明白評審的標準,並朝此方向努力。其作品從「缺乏緊湊感」、「色調暗濁、朦朧」到「用筆、用色都很大膽」的進展,即是其積極努力的最佳註解。

除了上述日本新聞的評論之外,當代日本學者西楨偉則另外對李叔同畢業前的《自畫像》提出看法:

構圖安排和使用油彩作畫的一定能力,但人物與背後樹木之間缺乏遠近感,衣著畫法也略微板滯。仔細地看他的自畫像,還發現整個畫面不太統一,上方多用點描,而下方人物衣著部分塗了多層油彩,……再看他的色點,嚴格說不是以畫筆在畫布上「點出」的點,而是「描出」的點,雖短,但含有線的趨勢,人物的頭部更明確地顯示出他畫的是線不是點。

據此,西楨偉認為李叔同《自畫像》的畫法,受到了當時日本西畫界接受西方新印象派(Neo-Impressionism)的點描畫風有關。而方愛龍則認為該作是:

大膽地綜合了後期印象派和十九世紀末在歐洲興起的『新印象派』(即「點彩派」)的用筆用色技巧,在寫實的基礎上,綜合線描與點彩的筆觸技法。

 

1905-1911_留日時期(二)

新印象派,是十九世紀末,法國巴黎以秀拉(Seurat,1859-1891)、席涅克(Signac,1863-1935)等為首,以科學精神進行創作的畫派,其特色是以各種微粒色點並置的畫法,讓人在視覺上自然產生混色的效果,故一般謂之「點描派」;而一般將梵谷(Van Gogh,1853-1890)、高更(Gauguin,1848-1903)、塞尚(Cézanne,1839-1906)等人歸為後期印象派(Post-Impressionism)畫家,方愛龍所謂的後期印象派應是特指梵谷而言。

李叔同的《自畫像》,基本上是從寫實出發,以略帶朦朧的明暗光影,集中表現臉部的五官神情,而臉上、衣服及背景,則在原有的色調下,僅以短筆觸重疊作出不同的色點及氛圍的處理;上方背景中的點,並不是並置的畫法,所以嚴格說來,該畫法比較像是一種綜合嘗試的結果。

然而李叔同另一幅同名為《朝》的表現,也與《自畫像》相類似。推測其因,或許與《白樺》雜誌有關。

《白樺》雜誌創刊於1910年四月,因強調尊重個性,積極引介西歐文學、印象派和後期印象派的畫家和作品,而一時洛陽紙貴,成為當時極具影響的刊物。 在這之前,白馬會的《寫生》雜誌,是當時介紹西方繪畫的一級讀物,李叔同初至日本所編的《音樂小雜誌》中,就曾從該份雜誌上,轉載戶田謙二的《速寫》作品,所以還未考入東京美術學校的李叔同,就已經對日本的藝術新知非常敏銳了。因此《白樺》雜誌的風行,絕不可能為其視線所錯過。

一般傳記、年譜或詠懷類的文章,都說李叔同就讀東京美術學校,從黑田清輝學西洋畫的外光畫法,接著就描述其畫風接近印象派,如許霏〈我憶法師〉中說:「他的西畫又極出類超群,作風接近於印象派,而兼有寫實之長……。」姜丹書〈追憶大師〉也說:「為印象派之作風,近看一塌糊塗,遠看栩栩欲活,非有大天才真功力者不能也。」但何以從柯南系統的學院派外光畫法轉變成印象派呢?其實,此與黑田本身又吸收印象派多位畫家的表現,如梵谷、莫內、馬內等有關;加上李叔同畢業前,對於吹進日本西洋畫界新風的注意,於是在《自畫像》中嘗試表現新法,說明了其對印象派、新印象派及後期印象派等畫家的畫風是研究探索過的,故由此即將李叔同當時的學畫概況大致聯繫起來了。

山茶花 水彩 明信片背面 1905冬
天津博物館藏
《音樂小雜誌》封面上的罌粟花
水彩 1906春
少女 炭筆素描 1906
花卉 油畫 1909
此畫與陳師曾北京家中之作極為相似。曾先後
為台北儲小石教授及新加坡廣恰法師收藏。
朝 油畫 1910
曾參展白馬會第十三次展覽,
後收錄於《庚戌白馬會畫集》中。
朝 油畫 1911以前
曾登於1920年上海《美育》第四期,
當時的收藏處為北京美術學校。
女 油畫 1911以前
1920年4月登於上海《美育》創刊號,
當時的收藏處為上海專科師範學校。
出浴 油畫 1911以前
此畫與上一幅之構圖相同,但稍異。

李叔同自畫像 油畫 1911
60.6 × 45.5 cm
東京藝術大學藝術資料館藏

 

      1911-1918_歸國任教時期

李叔同留日歸國後,曾先後任教於津、滬、杭等地,尤以杭州的浙江一師達六年之久。然這一時期的畫作,若依李叔同擔綱的課程及課外指導研判,至少會有素描、水彩、油畫、漫畫、版畫,以及課餘創作的篆刻、水墨等,但可能因後來時局不定或其他因素,而難得被保留下來。此外,作於1912年《太平洋報》副刊的廣告插圖,現則藏於上海圖書館,副刊中還有李叔同的書畫作品,其風格如孤芳〈憶弘一法師〉中說:

畫報的內容既不是點石齋的新聞畫,也不是沈伯塵的百美圖,……它是一幅立軸,或一方冊頁,或一幅對聯,大半是法師的手筆──書法和花鳥。法師那時候的書法,近似《鄭文公碑》而更雄健,花鳥亦如他的書法,雄健遒勁,寥寥數筆,別有風致。

從上可知,李叔同當時致力於北碑書法,而「雄健遒勁,寥寥數筆」的花鳥畫,似乎也受到了吳昌碩金石畫風的影響,然卻更精簡。報社編輯部同仁陳無我,形容李叔同在報社三樓工作室的情形說:

李先生的性格與眾不同,他喜歡離群索居。他獨自住在報館三層樓上一間小室裡,睏覺、看書、編稿子,都在這裡面。每天除了吃飯下樓之外,簡直碰不到他的影子。我偶而有事上三層樓去,經過他的房間,那門總是關的。有一天,難得發生例外,那門是虛掩著,我向內探窺,見李先生伏在案上,運筆如飛,我不敢驚動,只好過門不入。……

陳無我的描述,將李叔同的報社生活顯現出來;孤芳在報上所見的書畫作品,應也是在報館三樓小室中完成的;而蘇曼殊的《汾隄弔夢圖》就是趁李叔同不在的時候,讓葉楚傖強迫關進去畫的。陳無我所謂的「運筆如飛」,有可能是李叔同正在寫字或作畫,但單憑「運筆如飛」的形容,並無法以之進一步探討風格。

2002年秋,浙江美術館展出了「雨夜樓藏中國繪畫真蹟展」,展出畫家有李鐵夫、李毅士、馮鋼百、徐悲鴻、李叔同、曾延年、周湘、林風眠、吳冠中等,其中李叔同的作品有油畫五件、水彩二十八件、素描五件,共計三十八件;另外,2005年十二月,北京收藏家梅子在捐贈給湖北美術學院的展覽會上,也有一幅署名「文濤」(李叔同童年學名)的風景油畫展出。而因過去李叔同的西畫作品面世不多,故學者們面對新發現的這些作品時,均提供了不同的寶貴意見,以利參考。

 

1918-1942_出家時期

李叔同出家前,因將身邊所有的作品、書籍、畫冊、碑帖、收藏及具有紀念性質的個人物品,贈予朋友、學生;出家時又誓捨諸藝,專心修行,因此讓人覺得已是僧人的李叔同,應該不再作畫了,但事實並非如此。於此,陳星根據書信史料提出了「諸藝未廢,隨緣耳」的觀點,頗值得參考。

一般對於李叔同出家後的畫作印象,相當陌生,大多見於書法集之後,所附的一兩幅簡筆佛畫。現根據文獻記載,羅列數則當時人的印象,如許霏〈我憶法師〉說:「晚年以其寫字的筆法繪佛像,清新勁練,天趣盎然,每一線條如生鐵鑄成,筆筆不苟,間有設色,也很雅淡可愛。」;「以作書之筆寫佛」;姜丹書〈追憶大師〉:「晚年畫佛像甚佳,余曾親見一幅於王式園居士處。筆力遒勁,傅色沉著,所作絕少。」以為參考。

弘一大師最早的佛畫,是1916年的《僧人趺坐蕉葉圖》,之後常見的作品是1930年代前後所繪、上題華嚴經偈的《簡筆白描蓮座佛像》。(按:以上二畫皆為筆者暫名)

《僧人趺坐蕉葉圖》的原作,是李叔同繪後並鈐印「李」(朱文)而製版的版畫作品,以為信箋之用。畫中的僧人,低眉靜默,雙手合十;簡筆的線條,筆力溫和凝練,勾勒出僧人的淨心形象。李叔同曾以此信箋寫信給西泠印社社長葉舟,信末附題「小影一葉呈奉足下」,說明了畫中的僧人,應是李叔同未出家前,以畫暗喻心境的自畫像。

此信紙猶為李叔同出家後所用,而原印的「李」字,則覆以「演音」(白文)之印。若以「以作書之筆作畫」觀之,此作是不露筆鋒的中鋒用筆。而《簡筆蓮座佛像》的線條表現,屬於自然展現筆鋒、運筆寫意流暢的風格,因此所謂的「作書之筆」,就這幅佛畫而言,是指行書一類。然「筆力遒勁,傅色沉著」之作,目前難得一見。

簡筆白描蓮座佛像
上題華嚴經偈:

  • 譬如工畫師 不能知自心
  • 而由心故畫 諸法性如是
  • 心如工畫師 能畫諸世間
  • 五蘊悉從生 無法而不造
李叔同出家前使用的版畫信箋:
僧人趺坐蕉葉圖 1916
李叔同出家後使用的版畫信箋:
僧人趺坐蕉葉圖 1916
覆蓋「釋演音」於「李」印上的
局部放大圖。
弘一大師手繪僧服尺寸圖之一
弘一大師手繪僧服尺寸圖之二